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
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
他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当我向其
他红色领导人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致
勃勃地聆听这些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
多年，他们往往不了解彼此在入党以前的情况，那些日子往往被
看做一种黑暗时代，人们的真正的生命只是在入党以后才开始。
在另一个晚上，毛盘膝而坐，背靠在两个公文箱上。他点燃
了一支香烟，接着头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继续讲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１６０块钱——其
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１／３花在报纸
上，订阅费每月约１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
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
的习惯，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２７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
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①，这样我更没有回家
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
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用这种
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
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
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
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
，这时他已经４０多岁了。可是直到１９２７年，他才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
，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
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
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
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
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
，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
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８块大洋。
（① 毛泽东的母亲是在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５日去世的。）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
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
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
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
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
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
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
，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
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
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
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１９２６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的张国焘①、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参加‘三Ｋ’党（！！！——斯
诺）的康白情和现任南京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我在这里还遇见
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
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
的一位真挚的朋友。“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
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
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
于
（①张国焘１９３８年叛党，投靠蒋介石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