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
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
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
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
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
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
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
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
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
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
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
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
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
，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
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
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
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
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
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
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
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
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毛泽
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
，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
，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
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
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
。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
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
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
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
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
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
。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
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
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
、《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
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
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
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
”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
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
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
”[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
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
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
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
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
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
“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
，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
“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
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
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
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
，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
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
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
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
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
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
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
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
“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
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
者做奴隶。”[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
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
在那里办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
”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
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
到‘半自治'为满足。”[38]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
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
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
，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9]。“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
手段。”[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
，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
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
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
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
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
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
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
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
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
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
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
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
”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
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
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
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
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
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
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
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
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
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
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
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
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
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
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
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
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
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
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
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
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
”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
》，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
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
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
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
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
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
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
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
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4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
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
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
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
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
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
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
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
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给罗章龙的信
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
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
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
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
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
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
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
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
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
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
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
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
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
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2]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
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
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
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
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
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
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
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
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
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
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
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
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
、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
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
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
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
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
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
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
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
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
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
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
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
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
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
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
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
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
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
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
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
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
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注：

　　[32] 毛泽东致陶毅信，１９２０年２月。

　　[33]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

　　[34]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１卷第２号。

　　[35] 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１９７９年５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２０页。

　　[36] 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

　　[37] 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

　　[38] 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

　　[39] 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６日、７日。

　　[40] 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41] 毛泽东致罗学瓒的信，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42] 毛泽东：对易礼容１９２０年６月３０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１９２０年１１月。

　　[43]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３日。

　　[13] 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１９６２年２ 月２４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８０—５８２页。

　　[14] 易礼容：《有关新民学会的史料几则》（１９７９年７月７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３５页。

　　[15]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１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

　　[16]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17]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２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１日。

　　[18] 毛泽东：《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１日临时增刊第１号。

　　[19]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２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１日。

　　[20] 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北京大学日刊》第４６７号。

　　[21]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１卷第２号。

　　[22] 毛泽东：对易礼容１９２０年６月３０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１９２０年１１月。

　　[23] 毛泽东致陶毅信，１９２０年２月。

　　[24][25]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

　　[26] 毛泽东致陶毅信，１９２０年２月。

　　[27]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１９２０年６月７日。

　　[28] [29]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１号（１９２０年冬）。

　　[30]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１９２０年６月７日。

　　[31]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３０、１３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