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怒斥张国焘：
泼妇骂街 哪点像共产党人的作风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葛占菊 张树军 苏维民
核心提示：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厉声斥责道：“国焘同志，这是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哪点还像个共产党人的作风！”
1938年时毛泽东与张国焘
北京大学第一次相遇
1919年，北京大学师生因不满巴黎和会，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年轻气盛的张国焘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对张国焘很器重。一天，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正巧毛泽东也在，李大钊忙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毛泽东迎上前，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自已与张国焘在北大相识那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而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段时间的毛泽东有过一句点评：毛泽东和中共另一早期党员刘仁静一样，或许是思想有些激进。
两人又相遇在中共一大和三大上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都到了上海。张国焘一见到风尘仆仆的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会议期间，张国焘不但主动与毛泽东讨论了一些有关建党的问题，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北大的情形。
1923年，中共三大在武汉召开，两人都是代表，又见了面。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传达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后，张国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应同国民党合作、更不应全面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明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广东的局面。
中共三大结束后，毛泽东取代张国焘，成为中央局秘书。当两人在办理交接手续时，张国焘说：“润之，老头子（陈独秀）固执己见，家都给别人当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我是同意的。但是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做法就欠考虑。我们党处在刚刚发展期间，弄不好会被国民党融合完的。”
“国焘同志，仲甫（陈独秀）先生给我谈过，组织上对你并无不信任之理，也不相信你有小组织倾向。至于中共党员的跨党问题，我也主张有条件的跨党，而不能一时地融化到国民党里去。”
张国焘表示不服，准备回北京后与李大钊论理。
长征路上相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25日，两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这天，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早早地来到了两河口场口。不多时，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也赶来了。
“国焘同志，”毛泽东走上前，高兴地喊道，“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老毛，”张国焘滚鞍下马，热情地说：“你们辛苦啦！”然后，他又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一一握手。
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的人多枪多，根本不把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他力主两军会师后，队伍向西或向南发展，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则坚持一起北上，双方相持不下。
毛泽东说：“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那里还有大量的敌人部队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
张国焘摇着头说：“北进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则缺少群众基础，二则部队长途跋涉，已呈疲劳态势。南下川康则可抓住当前红军会师的有利时机，建立川康根据地。”
毛泽东耐心地向张国焘解释道：“北进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指示制定的，去年红军撤出瑞金之际，共产国际就来电指示，如果红军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相机给予支援。”
最后，张国焘把手一挥，说道：“我主张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
博古一听，非常气愤，说：“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
不料，张国焘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指着博古的鼻子道：“你这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军事。”
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厉声斥责道：“国焘同志，这是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哪点还像个共产党人的作风！”
“老毛，”张国焘似乎余怒未息：“你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只剩下万把人，这表明不但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毫不相让：“现在不是总结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此前的遵义会议已有过总结。当务之急，红军要团结北上。这才是惟一的出路。”
接下来，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争取。但是，毛泽东、张国焘两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结束。朱德前去看望张国焘时，张国焘便对毛泽东开始出言不逊了。他说，在中央苏区，老毛就爱表现得与中央格格不入，处处要显示自已高人一等。既如此，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还要把他推进来。这个人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气，今后与之共事，须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最后相遇在陕北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迫于种种原因又只好北上，最后到达陕北，又和毛泽东会合了。
张国焘到陕北后不久，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对于张国焘的批判和清算，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说：“国焘同志是我党始创者之一，只要他认识、改正了错误就行。”
但是，张国焘对此却存在着明显的抵触情绪。他的检讨和反省要么避重就轻，要么轻描淡写。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的认错态度不满，少林将军钱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怎么能随便打人，蠢么！”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副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几天后，张国焘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检讨中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假，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可是，没过多久，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极度不安，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原来，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莫斯科工作，此时王明正在中山大学学习，两人互不相容，后张国焘被王明排挤回国。
一天，王明找到张国焘说，曾被他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听后，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接着，王明又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且有托派嫌疑，要写检讨，认识错误。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这使张国焘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本文摘自：《将帅沉浮录》，作者：葛占菊 张树军 苏维民，出版：北京中作华文出版公司